编辑序言

编 辑 序 言

追求宇宙和生命起源的真相，一直是人类知识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古今中外的宗教或哲学界皆然。佛教创立的起因也不例外，但佛教和其他宗教或哲学不同的是：佛教并不只是一套理论或思想，它所建立的基础是「真修实证」，不是停留在思唯所成就的思想理论玄学阶段，是可以实践而证实的真相。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佛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亲证宇宙和生命起源的真相，并依此成佛。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说法四十九年，就是将自己往世及今世久劫修行成佛的过程和内容完整地传达出来。这些由当时弟子所记录集结的三乘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自心现量」的实证。因此要能够完全正确了解佛教经典的意旨，「实证」是唯一的方法。这也是本刊强调「实证佛教」的重要性。

佛教强调的义学就是实证解脱，佛学研究则是为了迈向实证解脱而建立的义学。因此，佛学中应该将实证解脱的义学当作研究的核心目标。作为迈向义学的佛学研究，必须依循三量——现量、比量、至教量——的正确方法，才有可能证成实证法界实相的四种涅槃原理。弥勒菩萨宣说而由唐代释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中，建立此三量原则，现量是对于法界所有的事实真相的亲自验证，当然也包括「自心现量」的亲证，也就是「实证」法界的实相，因此确认其正确性。由于众生智慧不足，以致于对法界实相所了知的范围极为有限，因此必须以佛陀「自心现量」亲证的整体内容作为至教量；至教量的内涵，可以借由我们努力修行与学习，必然能够逐步亲证释迦牟尼佛所曾走过的古仙人道的各阶段风光而加以比对，由至教量来证明所修所证确实无所偏斜。至于比量，则是以法界的事实真相作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得到正确的结论而扩展智慧。运用以上三量的研究方法与辩证的原则，不但和学术界强调客观求真的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甚且能够获得超过目前科学所能了知的宇宙、生命真实智慧。

古今中外的宗教界或是哲学界，虽然理论及方法各各不同，除了断灭论以外，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能够成为有生灭的宇宙和生命起源之根本原因，必须是不生不灭的本体」。在这理论上，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立上帝，回教建立阿拉，印度婆罗门教建立大梵天，而在西方哲学则有亚里斯多德主张之永恒不动的实体，或称为神，作为不生不灭的唯一本体；以上都属于建立而不能一再实证，故只是思想，并非生命与万有的实相。然而宇宙和生命起源之根本原因，在佛教中并非思想上的建立法，而是实有及可以由多人一再验证的，即是无量无边的有情各皆本有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真实心，在北传大乘圣典中称为如来藏、我、阿赖耶识、异熟识、无垢识、第八识、识、如、真心、真如、非心心等，在南传圣典中说为本际、识、入胎识、阿赖耶识等，皆是不生不灭的本体之异名；这个本识是可以由多人一再实证检验的，并非思想研究上的建立法，而是本有法，并且是历久弥新而不会改变其创造有情、山河大地的功能，是佛陀宣说三乘经典的核心要旨，也是本学报论述的重点。

在本期创刊号中，有以下三篇论文发表：

１、《阿含经》对存有之定义 （蔡礼政）

２、《阿含经》十四难有记无记之再议——兼论文献证据等效原则 （林伟仁）

３、略评释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 （游冥鸿）

蔡礼政著作的〈《阿含经》对存有之定义〉，讨论哲学中存有论、知识论，并旁及方法论。作者从西方哲学的第一哲学命题——存有论（ontology）——出发，指出西方世界对宇宙和生命根源的论述并非知识。然后进一步证明在佛教的《阿含经》中，也有对于本原存有命题的论述，但完全是以实证的方式加以定义，可称之为「正住者」或「取阴俱识」，皆是如来藏的异名。有别于西方哲学认为生命根源是不可知、不可证的纯比量论述，《阿含经》中对「存有」命题的论述具足三量，是释迦牟尼佛「自心现量」的亲证。而且任何人经由佛陀的种种分别及说明，也都可能知觉或亲证「正住者」的属性与功能，但是实证的关键在于方法论。作者同时引证《阿含经》，提出对「本原存有」之定义、必然成立之三个要件，并且根据第一个成立要件引申出三个操作性判断原则，作为实证「正住者」存在之极具科学实验精神的验证方法。

林伟仁著作之〈《阿含经》十四难有记无记之再议〉，系对于中华佛学研究所「世尊对『有自性的存有』是存而不论，所谓『十四无记』」的主张，重新加以探讨，以正确的研究方法而楷定之。作者认为中华佛学研究所对于文献证据的采用，确有偏颇之情形而造成错误的结论，因此主张文献的采用应严格遵守「文献证据等效原则」，否则无法获得正确的结论。作者以此原则重新检视佛陀对「十四难」提问者的答复是有记或者无记，端视提问者是否具备应有的知见以及理性求知的态度，并非无视于所有问难者的程度而全然地无记。作者极具创意地提出「全等命题」的观点，认为「六十二见」是所有外道存有命题的天网地罗，「十四难」是此天罗地网的纲目，进而可将「十四难」归纳为唯一一个存有命题——「如来藏真实存在」。本文在文献学方法论上树立应该严谨遵守的原则，在诠释学上提出全等命题的诠释方式，皆属创见。

游冥鸿著作的〈略评释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中，作者认为释印顺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书中，将唯一实相印和三法印做为研究佛法的方法而不是检验的方法，是犯了逻辑上倒果为因的严重错误，进而阐明亲证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作者并对释印顺将传统佛教中，以如来藏为修证中心的禅宗判为真常唯心系而说是「富有外道神我色彩」的思想提出质疑，认为释印顺将真常唯心的禅宗和外道神我思想混为一谈，是极不恰当的。本文严格遵守三量原则，在方法论上进行探讨，最后归结：研究佛法仍应以实证为最主要的方法，以免探讨的结果产生偏差。在佛学学术界亦属创见。

以上三篇论文中，前面两篇所讨论的议题，集中于佛教中可实证的「存有」命题之探讨，也就是佛教圣典中所说的不生不灭、常恒存在、如如不动的如来藏之「存有」命题的探讨。此两篇论文亦同时旁及方法论的探讨，其中一篇并提出采用文献应该具体依循的原则。第三篇则是针对哲学论述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探讨与评论。此三篇论文，在台湾佛学界以哲学为进路的作品中，均属难得一见的优秀著作。

本学报编审的精神着重在严格遵守三量原则。因为佛学研究唯有严格遵守三量原则，才能达成学术界追求真理的目标，以及达成佛学研究特有企求于佛法义学的崇高目标。本学报创刊的重要因缘之一是：我们发现台湾现行佛学学术论文的部分编审系统，已有舍弃三量原则而严重失真，导致「编、审」的「审」已经失效的现象，如此将导致学术界所崇尚的「求真」之科学精神，以及佛法义学逐渐在佛学学术界消失的隐忧。

所有的学报或期刊编审体系，基本上应由二个部分组成，才能使得「求真」之科学精神得以确保：一、行政流程标准化的建立；二、以学术专业原则进行实质审查。这二个部分各有其执行标准，以确保其有效性；其中第二部分以学术专业原则执行实质审查，是学报或期刊编审有效性的关键。佛教三藏中的论藏可以相对于现代佛学著作或学术论文，而在唐代释玄奘时便已建立现量、比量、至教量之三量原则，作为论藏的研究准绳。我们认为此三量原则即使在现代，仍然应该被所有佛学学术研究者所共同遵循，是所有佛学学术论文撰写者应遵守的原则，也是所有编审体系所应依循的审查标准。若是佛学论文不能恪守三量的原则，则是不堪录用的论文；而编审体系如果丧失三量的一致性，则已明显失去编审的鉴别力。这是台湾佛学学术界的危机，本学报缘于这危机而创刊，也必然永远以严格遵守三量原则作为编审论文的自我期许。

学术研究者期望扮演带领社会发现事实真相的角色，这些事实真相经过再三地验证之后，才可能逐渐成为普遍的共识。学术研究者既想要扮演社会「先知」的角色，如果不能够具有严谨的「求真」态度，将会误导大众，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危机，亦令自己成为代表「无知」的角色，违远于「先知」角色的追求。我们会有这种担忧的理由是：本期论文〈《阿含经》对存有之定义〉，曾经投稿于中华佛学研究所，而中华佛学研究所回复不予刊登该论文的理由中，出现许多论点都是违反学术界「求真」之科学精神与佛法义学的目标。本学报基于尊重著作权的关系，无法刊登中华佛学研究所回复的全部信函。因此仅借由刊登论文作者蔡礼政回复中华佛学研究所的信函，如附录一～四，来加以评论。对于作者回复信函中引述中华佛学研究所原文之内容，本刊声明已经确实尽到查证之责。

在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审查意见书中1，以「乃至于许多主张违背大家公认的看法」作为不予推荐的部分理由，而没有明确指出大家公认的看法为何，但此种审查意见明显违反一般学术审查的原则。学术界的角色在于发现事实真相以形成共识，但前提是这些共识在学术界已被确认为事实真相。因此在某一论述还没成为学术界已确认的真相之前，不可以把该少数人的不正确论述当做「大家公认的看法」，进而作为审查理由而否定学术论文中的另外一种不同论述；审查的标准应该在于是否遵守佛法义学三量原则的正确方法，而非结论的异同，如此才能发现真相。更何况在审查意见书中，对何谓「大家公认的看法」之论述观点也都没有交代。这是极权时代才会有的思想检查，而非学术研究的精神，违反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是中华佛研所编审体系的实质审查失效的现象之一。

论文中作者以正确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创见，是对于事实的新发现，所以才称之为创见；或者是由于以往研究方法的错误，以致对于事实真相加以否定，或产生普遍的错误认知，后来经过正确的研究方法而重新回归正确的认知，亦可称之为创见。因此创见虽然有可能「违背大家公认的看法」，但如果其研究方法正确，论述符合逻辑与学理，对于学术界「求真」的目标与佛法义学，皆有正面的贡献，则此创见应该被追求真相的学术研究编审体系客观的认同，除非编审者能提出合于学术精神的反驳理由。例如十六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应该是以太阳为中心，围绕着太阳运转，而不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看法「地心说」——所有的星体都是以地球为中心而作圆周运动。哥白尼现量观察：如果地球是所有星体运行的中心，那么从地球上观察到天空中的行星，行星的远近应该是固定的；但事实却不然，行星看起来却是时远时近的。此天文学的例子说明了现量的重要，也同时说明大家公认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真相。此部分经过作者的申辩后，中华佛学研究所接受申辩而重新审查。由此可知其审查体系的行政流程仍具部分有效性，值得加以肯定。

然而中华佛学研究所在后续的审查意见书中2，审查委员对于讨论真理的论述，却相当值得商榷。审查委员认为：「对真理的讨论，理证即可；对实相的检讨，须具法眼、慧眼鉴定世俗闻量（包括圣言量、文献学处理）、比量（包含逻辑学、方法学如诠释学的调理）、现量（日常生活、宗教生活可印证者）」。从审查委员的语意——「对实相的检讨，须具法眼、慧眼鉴定世俗闻量、比量、现量」，可知应是认同三量的标准。但是在同一段中，却又说「对真理的讨论，理证即可」，不赞同必须现量实证，显然前后二句彼此矛盾。如果对真理的讨论，比量的理论上证明即可，而不必现量实证法界实相或解脱，则表示对于世俗闻量（圣言量、文献学的处理）的鉴定，也只要有比量的理论证明即可，根本不须法眼、慧眼。反之，如果主张对实相的检讨，须具有法眼、慧眼来鉴定世俗闻量，那么就表示对真理的讨论，不能只是比量的理论证明而已，必须具有现量实证所产生的法眼、慧眼；除非审查委员主张实相与真理二者无关而且截然不同，除非审查委员认为法眼、慧眼的获得与现量实证法界实相无关。但如果法眼、慧眼的获得与现量实证法界实相无关，那么对于实相的检讨何必要有法眼、慧眼方能鉴别三量？从审查委员自相矛盾的叙述，可以观察到该所编审体系本身无法维持论理的一致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三量中之比量逻辑，编审体系本身就没有逻辑论述的一致性，尚且不具论文写作的能力，如何能够审查别人？这也是我们观察到该所编审体系的实质审查失效的现象之一。

对于中华佛学研究所编审体系的实质审查失效的现象，我们不想完整具足论述之。我们只是将之作为未来本学报编审所应引以为鉴的案例。我们认为一个学术单位的编审功能，若只有行政流程功能有效而实质审查功能失效，那么此一学报探究真相的功能就是失效的，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学术机构创立的目的及资金的获得，不论是私人或者公立的学术机构，它们代表着背后广大的赞助者或者人民之托付。因此学术机构忠诚地实践其理念，即是回报广大赞助者的托付，也是诚实面对社会大众而负起言责的基本道德。中华佛学研究所在〈创办人及其创所理念〉中说：「（圣严）法师亦秉其剃度师东初老和尚之提醒：『汝当作大宗教家，切勿为宗教学者。』」3 显然中华佛学研究所是以宗教家作为创立的目标，并非只是一所纯粹宗教学者的机构，因此才能获得广大佛弟子的极力支持与赞助。

我们观察论文作者后续写给法鼓山释圣严的信件4，显然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创办人以及研究所本身，已经完全舍弃东初老和尚所提醒的创立理念：「当作大宗教家，切勿为宗教学者。」我们从〈作者回应书（二）〉及后续的信函中可以得知，中华佛学研究所完全采纳审查委员否定佛教禅宗实证如来藏的精神与可能性，释圣严亦完全认可中华佛学研究所编审委员会否定实证如来藏的可能性之立场。然而，法鼓山网站说明释圣严的禅学思想：「（圣严）法师的禅法虽承继中国禅宗的法脉，却不至于因为中国禅宗的如来藏思想色彩，而被视为真常的神我、梵我的问题。」5 释圣严既然与论文作者同样主张中国禅宗是以如来藏作为实证的目标，而且如来藏与神我、梵我完全不同。那么当释圣严同意中华佛学研究所否定论文作者以三量证明如来藏的实证性时，也就同时否定自己的禅学思想成立的可能性，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中国禅宗法脉的大宗教家皆以实证如来藏作为开悟明心的标准，作为发起慧眼、法眼的基础，而隶属释圣严宗教体系的中华佛研所现代宗教学者的审查委员，却否定释圣严揭橥的如来藏实证性的宗旨。当释圣严选择同意宗教学者否定如来藏的实证性，而不认同中国禅宗大宗教家实证如来藏的可能性时，就表示释圣严在大宗教家与宗教学者间，舍弃了大宗教家应该坚持实证法界实相如来藏的作为，而选择作为一个否定实证如来藏的宗教学者；也就是说释圣严已经否定自己是中国禅宗法脉的继承者，同时舍弃创立理念中应当作宗教家的承诺，却扮演起自己承诺切勿为宗教学者的世俗宗教学者角色。

然而透过法鼓山网站的另外一篇文章名为〈缘起就是性空〉的内涵，即可知道原来农禅寺释圣严号称的「承继中国禅宗的法脉」，其实乃是假借弘扬实证如来藏法之名，实际上却仍是落入断灭论外道的邪见之中，因为他们认为：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生，没有实在不变的性质，这是性空的意义。因缘生的事物，经常在改变，因素改变了，它就跟着变了。例如「农禅寺」，虽然名字一直叫农禅寺，但人数在变动，素质也因训练、熏习而改变，没有一个不变的、固定的农禅寺。农禅寺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叫做「性空」。性空因为缘起，加一个因素，减一个因素，现象事物就改变，会变就表示不具有不变的性质，所以叫作空性或性空…（中略）如来藏是真空──由如来藏缘起观得解脱。如来藏本身就是真空的。如来藏分二：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佛；不空如来藏分二，众生（迷，随染缘）与佛（悟，随净缘）。如来藏如果不随缘，就不可能有如来藏。真空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一个假名，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叫如来藏。真空而随缘，从佛的立场说，这随缘就是妙有。所以如来藏非第一因，不是梵我。能实证如来藏的真空，就是从如来藏缘起观而得解脱。6

从法鼓山网站上的这样说法就可以明白，法鼓山的堂头和尚释圣严为什么会同意其所创办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之编审委员的作法，任其否定实证如来藏的可能性之立场，因此释圣严号称「承继中国禅宗的法脉」，其实是与中国禅宗传统实证如来藏的事实相违背，实乃名不符实者，亦违学术界「求真」的态度与立场。

佛学学术研究不只是学术，应该同时是实证涅槃、实证解脱的义学，而禅宗佛教实证宇宙万有真相而获得解脱的原理只有一种，就是实证如来藏的本来清净涅槃，不可能同样是主张实证如来藏时，却对于实证如来藏有完全不同的定义。因此法界实相如来藏是宇宙万有起源的唯一真理，没有所谓学派见解的差别。如果佛学学术研究的成果，不是能够有助于佛教界实证解脱、涅槃的义学，那么也就违背佛学学术研究发现佛法事实真相的最终目的。如果佛学学术研究只是成为一些僧侣与学者汲取世间名闻利养的事业，为了避免彼此影响名闻利养，而对彼此研究成果的错误相互掩护，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安无事，那么佛学研究连世俗的学术研究目的也不可能达到，更何况是实证解脱的佛法义学。

对于中华佛研所及其创办人，背弃自己创所理念的作为，我们不敢苟同。法鼓山是借佛教中四方檀越的信施所设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及其创办人背弃四方施主追求真相的信施，是其自由选择，将来自负因果，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们将引以为鉴。对于佛教中四方檀越是否继续赞助背弃创立理念的机构，这些为数众多的施主是否继续赞助此类破坏如来藏正法的机构而成就破坏正法的共业，成就今世及未来无量世实证佛法的障碍，则应交由此等四方檀越自己来判断，我们不便置喙。

本学报秉承四方无数佛弟子护持如来藏正法的托付，编审群将谨记正觉教育基金会弘扬实证如来藏义学的创会目标，以战战兢兢的态度，严格恪守论藏三量的原则，以及「求真」的科学精神，促使佛学学术界回归义学的道路而离弃玄学思想的岔路，使得释迦牟尼佛宣示如来藏正法的光明可以再度普照今日的娑婆世界。

总编辑

白志伟 谨识

公元 二○○七年 十月 十日